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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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院  
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院

薛求理


   无论是个体．合伙人  股份公司，还是本文谈论的国营设计院，都是承担建筑设计任务的一种组织，它们适应着各种不同的业主和社会需求。建筑设计院在我国运行已有五十年之久。当建筑设计院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急剧变化时设计院亦经历着改革与挑战。本文从建筑实践的角度出发  探讨建筑设计院制度的中国特色，无论这种特色是好或坏。并试图讨论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设计院的前景，希望对业界管理阶层和建筑学人皆有些参考作用。
一、计划经济产物
    我国的建筑设计院制度始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  1952年．上海市建筑设计公司成立  接着改名为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拥有200人，  953年已增加到一千多人。之后．金□卜与庄俊先生‘率五十亲人赴北京工作。他们参与组建北京市工业建筑设计院。后来改组成建工部设计院，1914年从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的庄俊先生成了中国设计院的第一个总工程师。
    50年代起的建筑设计院，完全是计划经济和学习苏联的产物．以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周荣鑫先生在57年中的一篇文章中讲到  “只有国家设计院这样工种齐全、适当分工、严密配合的组织形式，我们才能够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完成大规模的设计任务。必须这样才能适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这个相反．私人事务所只是些单干户，规模狭小，工种不全，只能盲目地、无计划地适应各个业主的需要。‘三反’  以前有很多私人事务所，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所以才采用了国家设计院的组织形式。所以，私人事务所是绝对地、根本地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的大规模建设的。”  “就北京来说解放前比较大的基泰、龙虎等的私人事务所．几年的建筑任务只有几万平方米，而现在北京市设计院仅在1956年一年内就设计了168万平方米，只有这样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才能为建筑师开拓了广阔的创作道路。“’这篇“反击右派“的文章．虽届豪言壮语。却也道出了建国初期的情况和社会需要。
    当时的国内行政区域在中央和省区之前划出大区，如华东、中南、东北、西南、西北等等。这种大区制度到文革时才取消．而这些大区的设计院却一直遗留至今．如中南设计院、东北设计院、西北设计院、西南设计院等等。
    各省各市则自然有自己的设计院，到980年代则发展到各县乡  各城区都有自己的建筑设计院。
    另外，中央所属各部委，到各省市的行政局、工业局、工业公司也都纷纷设立自己行业内的建筑设院。如船舶总公司(原六机部)第九设计院、化工部第八设计院、机械工业部总院、；合金工业设计院、所天部设计院、上海高教设计院、轻工业部上海设计院机电设计院等等，皆隶属于那个部、委、局、办。
    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筑设计是国家大机器上的一颗丝钉．设计院无需做市场公关，建筑设计也不收费。因此，各行各业，各地各区都要建立起一个大币全或小而全的服务体系，才能够照顾到本行业的需至而不假外求。
    另外．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政府锐意发展业，而工业种类繁多，各工种工艺复杂．普通设计院难以应付只有一批专门化的队伍和人才方能胜任。例如有的商业局设计院似乎只做冷库设计，化工厂炼油厂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唯有专门人材  驾轻就熟，别人根本难以插手。
    在讲到工业建筑时，不得不顺便谈谈我国建筑类型的演变。从950年到970年代，在毛泽东”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工业建筑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目前还在用的建筑规范即可看到，大量篇副都在谈论工业建筑，而民用建筑有时只是作为特例而附带论述。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建筑大量需求，也就催生了各门各类的专业工业设计院。
二．大锅饭运行
    建工部、大区、省市设计院是建筑设计的国家队省、市队，向来也是建筑系高材生成长为栋梁大师的温床。年轻人画图好、出手快、勤奋好学．得到大工程的锻炼机会多，早晚崭露头角。佼佼者如上海民月院的邢同和总师  原杭州院的程泰宁大师和西北院的张锦秋院士等等。
    传统的建筑设计院，院内设总工程师室，总建筑师室。总师室掌管院内技术指导，和大工程项目，一定规模下的小型项目不用过总师室。院内设生产办公室和若干设计室。土建一般台为一室．设备工种有时单设一室。各室所则由主任工程师、主任建筑师把关，在室所以下则分成小组。省市或大区的设计院，一般都有上千员工，如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上海市民用设计院\设计院只顾画图的程序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改变。另外，图书资料、食堂幼托、职工宿舍等等也是传统国营大院的部门或责任．单位对员工的关怀真乃无微不至。南方某省大院到了二十一世纪 资料图书室竟还有八名员工。再高的产值，给人头一除 也变成了小数。 这几年 多种经营成了大院的生存之道，设计院门口常常见到挂着十几块金字招牌从“设计研究”到 ”施工监理”．再到室内设计装磺，家具行业协会等等让人分不清哪是主业 哪是副业： 过去五至十年各地纷纷撤县建市，扩大建制，一些乡镇或区县的设计室 原本只有七八条枪 现在迅速扩充成该市的”一流“甲级“设计研究院”．金字招牌虽响却难掩盖内中的虚弱。有的院已经包产到人，拆伙单干，每年上缴承包利润 质量保障令人堪优。 三、建筑设计院分级 我国的建筑设计院 在1980年代，划分成甲乙丙丁等级。丁级公司在社会上亦或是 姓埋名，在社会上极少见到 因此也就在1990年代基本寿终正寝除特殊情况外不再批出丁级牌照。丙公司在大城市也是风毛鳞角 因为实在难有作为。 各国国际设计竞赛虽也有资质审查的做法．而像中国这样对设计公司分级却较少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施工承包商有发A、B、C牌照之管理制度‘但对建筑设计 理论上还是只需要一个认可人士 (authorized Person)答名负法律法规责任即可。我国的设计院分级制度，在宏观上规管了设计院分流了设计任务使质量控制和“各尽所能”在制度上有所保证。 建筑设计院分级 原则上根据技术人员资格，职称‘人数注册资金过往的设计经验业绩获奖情况质量管理和设备的完善程度等等划定。在二十一世纪改为数点注册建筑师人数之前，技术人员还是根据几名高级建筑师几名高级工程师等等来作指标。这种职称也是中国特色之一,高级、中级有个全社会的大致统一范畴 评到高级建筑师仍不过瘾 还要加个括弧 “教授级“等等：在1999年颁布的分级标准中，职称与注册师有同等效应 反映了过渡时期的一些特征。 现在改为注册建筑师人数，与海外标准有所接近。例如贝聿铭的儿子 建筑师牌是他自己考来的 他在贝·柯布·佛莱德公司工作近二十年 做到“assocate”，这个类似“主任建筑师“的职位是公司按编制设的岗位．他离开这个“单位”自创公司 尽可封自己为“director“或“partner”。因此，随着我国私营事务所的壮大，社会一体化的“高级”、“中级”、”教授级”等职称大概也会渐渐式微。 过往业绩一是看以往所作工程规模大小 二是以往质量达标和获奖情况。过去二十年来，建设部．各省各地都搞了许多评奖活动，后来这类活动越搞越多．越来越滥。有的设计项目频频在各种活动中得奖．这些奖项多数都缺少专业权威，只是成了少数单位和个人跳升级别和上报材料的填充。 另外 以前评定标准中设备的“完善” 、“完好“ 也是一些模棱两可的项目标准。在1999年的标准中已经用固定办公室人均面积等。建议还可加入电脑联网与否 有否电脑操作经理等等项目。 甲级设计院由建设部统一审批 但核点检查的任务还在地方。中国地方这么大，就难免有空子可钻，有“突击应付“等等。有人在大都市注册不了甲级‘跑到偏远省份城市 注册了甲级．又成为该甲级院到该城市的派出机构。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发展极不均匀。1996年时．广州深圳已有七八十家甲级设计院 而青海、宁夏才只有四五家甲级院。笔者查询建设部网页到2003年底，全国注册的一级建筑师为2384名，这比起十三亿人口来 大概十多万人才摊上一个建筑师；而美国两亿三千万人口中，却有5万注册建筑师，大概一千五百人中就有一名建筑师‘也因此引起就业忧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近七百万人口中．有近两千名注册建筑师 约台3500人中一位建筑师 在经济不景气下，也难怪年轻建筑师找不到工作。在我国的这一万两千多建筑师中 北京有2072名，上海1007名 这两个直辖市已经占了四分之一。广东984名，江苏837名；而贵州、甘肃分别为106和105名，青海、西藏却各自只有5名注册建筑师。又查注册结构工程师，在23155 人中，北京2819名 上海1729名 而青海只有13人。专业人士数目的相关性差不多。随着西部开发的步伐，建筑业专业人士和建筑教育都应是大有可为。 四、高等院校建筑设计院 由实践建筑师来教建筑设计课原本是顺理成章，在1949年前的中国也十分常见。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私营和公私合营公司的彻底铲除，相当一部分建筑教师退出了建筑设计的舞台。同济大学冯纪忠先生回忆录，描述了冯先生在此一时期的苦闷心情“。 建筑设计教师还想继续为社会和设计事业作出贡献，就得顺应计划经济的形式。同济大学于1958年在建筑系中成立了设计室。在文革后期，设计室逐渐扩大成有五十几名员工的设计院，最后又脱离建筑系成为建筑设计院。清华、南工、天津华南理工大学也在 1980年代相继成立设计院 其历程与同济大同小异。 设立建筑设计院的初衷是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为学生提供设计实习基地，并完成本校的教学楼、实验楼和宿舍设计。设计院多采用教师式的编制职称和管理．早期也不用坐班。同济大学的吴景祥教授、东南大学的潘谷西教授等学者 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执掌设计院，文儒有加。但当这些设计院一旦进入自负盈亏的市场阶段，特别是要符合市场服务水平和充当学校 “摇钱树”时，这些书生意气和教师的惯有懒散则必须脱去。因此，高校设计院带研究生的制度多数早已消失或名存实亡。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如清华大学设计院．仍保留了一些”研究“特质，胡绍学院长本人是院士，庄惟敏院长、吴耀东教授曾负发日本，是学者型的青年才俊。他们既是设计院生产骨干，也在设计实践过程中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梯队。清华大学的模式，正在逐渐靠近日本大学中的建筑师生产研究室。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是由何镜堂院士主力开拓的。何院士手下有配备良好的生产班子，他将几十名硕士生博士生组织到设计研究的前沿 定期举行方案研究会，出成果也出青年人才。 教学与生产结合得最好的当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本就是改革开放的特区产物 建筑系和设计院长期合署办公，一人当关。建筑系教师一学期上课、一学期做工程的制度最为理想，使教学与生产都取得双赢。深圳大学设计院，立志要做中国的SOM，宏大理想正由其足印实现。 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筑设计院制度是中国建筑教育与设计院实践的完美结合和一大特色 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高校先锋。环顾世界的建筑院系，没有可与之匹敌的。有些院校也在做类似的活动 但规模很小。一些开业建筑师在学校上课，最多与学校有些贸易合作 以大学名义作设计则极少。 以香港大学建筑系为例，二十余名教师中一半参与建筑实践。刘秀成教授还是教育建筑专家，普设计过澳门大学和一批中小学建筑并多次获奖。就是这样的一批教授‘都难以染指本校园的建筑活动。港大昌有成立类似于”设计室”的议论，但也仅仅是议论而已。而原英联邦的大学，如香港、新加坡等地，大学教师又受制于校外专业服务申报制度(outside Practice)，直接参与建筑实践，经常束手束脚。又以本人服务的”单位“为例，同事中不乏设计竞赛获奖吝和资深建筑师、工程师和测星师‘都一样无权过问学校的建设。2002年学校邀请Rem Koolhaas David chippendale,Michael Wilfford,Daniel liberskin和许李严等五家公司投标设计创意媒体学院。几位教师同事要求参与编制案例分析，也未得到太多便利。 因此，我国高校建筑设计院在国际独树一枝，教师创作、从业、下海毫无束缚，对社会．对自己的专业提高都有利，实应发扬光大。 目前高校设计院的问题是政出多门。走遍半个中国，到处可见清华、同济的设计‘但倒底有多少是该校签章认可的设计．抑或卖图签的创收设计，抑或根本什么都不是。投标场上‘有时同时会杀出两路”同济“人马，不知谁的”同济”更“同济”。 1997年，以 “同济“为名对外做设计的公司已近二十家之多 而到 2003年，同济旁边赤峰路上 “飞出金凤凰“‘五百多家大大小小的建筑“企业”多少都与“同济”有点瓜葛。因此高校建筑设计院如何理顺其业务关系 把好质量，当应探讨。 五、建筑设计院的前景--双轨并行 建筑设计院经过过去十几年市场经济风浪的冲刷磨炼，几经重组调整，纷纷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随着老员工的退休和新毕业生的加入，设计院正朝着化整为零，更适合市场定位的方向发展。 例如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成立于986年，拥有的600-700名员工，现在己划分为多个所 原来由孟建民院长领导的方案小组也成为城市环境设计研究所。各个所都有独立的对外经营权，自负盈亏。 由华东设计院和原民用设计院合并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是采用这样的分所分室，独立经营。而以名建筑师、工程师为名的工作室，如蔡镇锈、邢同和等，则行的是事务所之实。 传统设计大院的优势在于其历史惯性 和本地建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策制定方面和工作星方面总是有些近水楼台之便。在注册建筑师制度实行后，注册建筑师章和设计院章并存。体现了质量的双重保证，也体现了制度转型期新旧体制的并存。有不少国营大院早已挂起了iso 9000,9002的牌子，还可以(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争取iso 14000等质量管理标准‘ 从而理直气壮地承接高质量的工程。建筑设计院除以传统的工程设计为主业外，应该多参与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这样既可保证设计的质量‘又可增加收入。今天的工程规模与设计院初创的1950年代大相径庭‘大型的工厂区成了大型的金融城、大型的居住区和大商场。项目动辄几十上百公顷 投资十亿数十亿，工程牵涉到业主、政府、银行、规划、设计、施工和各种顾问．建筑设计院要想在这个大组织中领军，要有更大的能力．魄力和眼光。社会对环境的要求‘建筑的技术、材料、工艺和设计手段 都是日新月异，设计院发挥各自长处应是大有空间。可以想见 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 设计院的名可以长存下去‘而运作方式则会与私人事务所无甚区别。 随着建筑法的颁布和推行，建筑业和建筑过程之中的纠纷越来越多会诉诸法庭或仲裁。律师的不断增加，保险业的普及，使社会的诉讼空气越来越浓厚。海外和香港的建筑设计事务所经常被卷入到法律诉讼中，因此 专业保险不能不买。 我国的建筑设计院和其它建筑行业应该对此未雨绸缪。在考查设计院和“大院”的时候，不妨看看海外的“大院”如何生存。英国《世界建筑》杂志近年来每年作全球前300位设计公司排名，并附带作些观察。它的300号排名，是以建筑师人数多少排座次。在二十一世纪的调查中，日建设计连续三年列榜首。在 2003年的调查中‘日建设计员工数为1054人，是唯一员工四位数的公司，排第二位的hok建筑师人数为 845人。而在二十世纪的调查中，人数从未有超过干人的。如果按此标准我国大陆设计院若去参加统计，包囊前20名大概没有问题。 在1999年的排名中，第10位的公司只有295人，在2003年的排名中，第1O位公司也只有4l4人。到了第50位时55人 275位以后都是20人以下 最后三位仅有十人。乐于接受问卷参与调查的 多是欧美、日本公司 年年乐此不疲．填写报送数据 我国的建设部设计院曾出现于2001年排名榜上。“全球300“实有点凑数。而这些排名有时还成为一些公司的广告吹嘘内容。 该刊还作一个地区性的排名 而该排名则是以设计费产值作衡量虽然公司未必填写全部真实收入，但就数论数，还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以2003年为例 北美地区的前十名，全是美国公司；非洲大陆 美国公司和南非公司四、六开。西欧市场除了偶有的瑞士德国公司之外，是英美公司的天下。中欧和东欧，则有德国和美国逐鹿．中东和南美洲是美国的天下。在中亚地区 美、英、日本、澳大利亚各有地盘，我国香港的巴马丹拿集团也占一席。澳洲自然是澳大利亚的天下；环太平洋包括中国地区则主要是日本公司占多，中国香港的刘荣广、伍振民公司 巴马丹拿集团和利安(Leigh＆Orange)设计公司排在4、5、6号位置上。 再看人员与费用的统计 美国公司雇佣了占调查总数46％的建筑师，产出的设计费却占到总数的57％，说明其效率颇高。环太平洋地区从业人数占到1O％设计费则有14％。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效率都比较高。在人均产值方面美国的一家公司A Epstein＆Sons Internation每人的年产值为一百六十万美元，冠列榜首；第二名有一百万美元。在北京奥运公园获奖的 5asaki Assotes,人均年产值为63．4万美元。美国KPF 公司为29．7万美元，人数最多的日建设计人均年产值为268万美元。 香港许李严公司只有28名员工．人均年产值却有 53万美元；刘荣广、伍振民公司70人，42．8万美元巴马丹拿263万美元，周余石公司27万美元，胡周黄公司26万美元，唯利安公司仅14．3万美元。香港公司的数值，均低于200年的统计。建筑设计有大量跨年度的项目，这些某一年的数字未必反映实际情况；参加调查的公司多为著名跨国公司，那些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均有分支建设，做的 也大多是花钱巨大的大工程；另外，统计方法和各公司对问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他们的情况未必能代表大量公司的生存状况。 以我国大陆设计平均30-40万元人民币的人均产值计，则香港和这些美国、日本公司约为大陆人均产值的七-八倍。目前，香港的土建费用约为大陆的四- 五倍，楼价物价大约是上海的二-三倍，加上私人公司 的效率，人民币之坚铤和升值趋势，30-40万元人民币的年产值是比较合理的。哈佛大学城市研究丛书《大跃进》中写道，中国的建筑师承担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房屋建设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取着最低廉的费用。中国的建筑师人数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挣着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设计费，在只有美国设计十分之一的时间里设计着比美国多五倍纳工作量．这即意味着其效率比美国大2500倍“。此评论有些夸张，但却绘声绘色地一语道破。本文概略回顾了建筑设计院在中国的兴起表现架构和若干特色，并简要介绍了国外大型设计公司的统计情况。籍此指出我国设计院的特色。我国高校建筑设计院，教学结合生产实际的优良传统应当保持。建筑设计院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计划指令下的大规模建设和任务划拨。而如今的建筑设计任务，采用公开或邀请竞赛，私人公司业主占了一大半市场，与之适应的体制就是私人或合伙制设计事务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设计院的改制重组正在越来越向事务所和市场需要靠拢 大型的中国建筑设计院会出现留强淘弱的局面，而最终留下一批类似日建设计这样实力强的大型公司。 这里，我想摘录美国人FrankOrr《建筑专业实践》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建筑实践是一门生意，要用到许多商业管理的技巧和原则。但切勿忘记，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学建筑的。建筑实践的动机当然包括赚钱，但这并非最高的原则。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完全用来衡量建筑的成功，完全从商业动机出发并非好的建筑实践。建筑师在职业上的满足，有别于商人的满足。建筑师有着艺术方面的素养．设计靠做而非靠背书记忆。建筑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只有优秀。平庸和拙劣之分。建筑师从设计事务所的累积经验中学习，探索人生的创造意义’。可能搞得不很贴切．但对经营设计院或事务所部有所启迪。 走自己的路吧，中国的设计院

剑铸新长安

精辟的论断，完美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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